向高質量發展轉型，儲蓄、投資和消費關系發生了變化——突破“增長-消費”循環的不可持續性

袁富華

穩中求進是中國經濟逐步達成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方法論。如果說工業化是一個視增長為一切的階段，那么城市化更加注重(與短期風險和長期風險相聯系的)穩定和結構變動的效率補償效應。這是穩中求進的根本所在，也是高質量發展的一個關鍵。結合中國經濟轉型要求，在儲蓄、投資和消費這三者的互動關系方面，有以下幾點值得思考。

第一，疏通家庭儲蓄轉換的渠道。根據發達國家的經驗，現代化高級階段或者持續發展的城市化階段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建立較強的抗風險機制，中國深化改革的重要領域——財政收支結構的調整和金融市場的完善，也正是為了適應城市化和現代化新要求。在城市化過程中，以下兩個層面的關系，將通過資產多樣化更加緊密地聯系起來：在高儲蓄率不可避免地向低水平收斂的趨勢下，公共服務均等化和基本保障制度的建設，不僅有利于提高居民生活質量，而且有利于防止儲蓄的無效率損耗;與此相對應，金融市場的穩定性，既有利于個人多樣化資產投資渠道的暢通，也有利于社會保障資金的保值增值，城市化過程中公共財政與金融市場的良性互動由此建立。其一，財政轉型方面。為了適應城市化和新發展理念要求，短期內，中國財政轉型的方向應是改變大規模工業化時期生產型財政收支模式，把制度建設的重點轉變到服務民生上來;長期中，隨著經濟結構服務化的發展，原有以工業稅收為主體的稅制模式需要調整，應考慮消費稅、收入稅和財產稅為主體的財稅模式。不斷提高居民的福利保障水平，應作為財政改革的立足點。其二，金融市場的完善，應當以市場穩定性和效率導向為重點。如何適應城市化的要求建立多層次多功能的金融市場，進而為家庭資產多樣化提供一個穩定的金融環境，這方面的探索和制度建設仍需加強。

第二，效率補償與高質量內生發展路徑。傳統經濟理論把消費看作儲蓄和投資的抵消項目，這是工業化階段形成的思維模式，因為積累和增長是工業化的核心。發達城市化的高生活質量，逐漸促使這種傳統思維模式轉變。事實是，在發達經濟階段，居民消費結構中科教文衛的項目，越來越具有投資的含義，因此是一種有助于未來整體經濟效率提高的儲蓄轉化途徑。這種有效率的儲蓄轉化，是城市化區別于工業化的一個重要特征。就發達國家的普遍經驗而言，他們對高消費的強調經過了兩個階段：一是物質和服務的一般性商品的消費，目的是為資本積累和增長服務;二是科教文衛的消費，目的是高質量生活和跨期的人力資本積累。這后一種，已經屬于跨期的效率補償的范疇，它的重要意義在于可持續發展和對抗未來的不確定性。從內生動力的培育機制看，中國轉型時期面臨的主要問題在于經由消費結構升級而實現的高層次人力資本積累不足，囿于低層次消費結構而導致的低層次人力資本的過剩，已經成為抑制中國高質量發展的瓶頸。當經濟步入城市化階段，消費主導只有在促進效率的情況下，城市化發展才是可持續的，國家對教育的支持即相應消費結構升級的促進，具有戰略性。因此，中國現階段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本質上應視為突破工業化時期“增長-消費”循環的不可持續性，建立和培育消費結構升級所蘊含的效率補償效應。

第三，創新和內生增長的重要性。投資和高質量發展，將由于儲蓄耗散的效率問題變得重要起來。家庭儲蓄率耗散所帶來的壓力有三個：一是未來低儲蓄水平下，企業間接融資來源受到限制;二是如果依賴直接融資，這將為企業提高競爭力提出更高要求;三是為了避免市場融資風險，企業留存收益必須提高，這也為技術進步提出了高要求。創新和內生增長的重要性，由于這些壓力變得更加現實和緊迫，通過改革激活微觀生產主體的活力，相應成為制度改革的重要課題。包括實現產權有效激勵、競爭公平有序、企業優勝劣汰;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深化商事制度改革、打破行政性壟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