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問：我們是應該先控制風險，還是先迎接數字技術?
2001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邁克爾·斯賓塞(MichaelSpence)認為，數字經濟帶來的福利還難以被準確衡量和估計，這會影響我們平衡數字經濟風險和收益。現有對經濟的衡量集中在對經濟增長的關注，忽略了健康、生活便利等其他福利。數字經濟的長期影響是深度多維的，需要一個更多維的框架衡量個人和社會福利。
第二問：數字技術會擴大鴻溝，還是會讓世界變平?
2001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邁克爾·斯賓塞(MichaelSpence)認為，中國數字經濟的發展不僅體現在增長速度上，還體現在邊遠、貧困群體與現有經濟資源的結合速度上，這是令人震驚的普惠增長模式。
美國馬里蘭大學助理教授阿爾伯特·羅西(AlbertoRossi)認為：智能投顧能夠幫助用戶更穩健地配置資產，尤其是對投資經驗少、現金持有比例高、頻繁買賣的用戶而言更是如此。智能投顧讓投資更普惠。
第三問：數據是誰的?誰是真正的受益者?
2014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讓·梯若爾(JeanTirole)認為：我們如何在保護個人隱私的同時，不遏制科技的進步和創新的向前?我們想倒掉洗澡水，但別把寶寶也潑出去了。
第四問：數字技術會讓更多的人失業，還是會讓工作時間更短?
2010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克里斯托弗·皮薩里德斯(SirChristopherPissarides)認為：并沒有證據證明技術會帶來失業率的提高。但技術的發展過程中，確實會促進就業的結構性轉變。以1980年以來的就業數據顯示，就業逐漸從制造業向服務業轉變。
第五問：誰是平臺經濟的受益者，是所有參與者，還是少數平臺公司?
2010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克里斯托弗·皮薩里德斯(SirChristopherPissarides)認為：數字平臺是對分散市場匹配技術的改進，它具有提高所有市場參與者效率的潛力。
2010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克里斯托弗·皮薩里德斯(SirChristopherPissarides)認為：互聯網和平臺經濟能夠有效打破制約成熟市場發展的阻礙。在中國，沒有互聯網，農民只能進城打工才能提高收入，互聯網讓他們在家鄉也可能獲得同樣的發展機會。
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大學教授理查德·霍爾登(RichardHolden)認為：數字技術改變了企業的協同方式和邊界，讓原本很多公司內部才能完成復雜的協同變得高效和透明，更多的事務可以在公司外部由市場協同來完成。這給小微企業帶來更大的生存空間，更高效的利用資源做專業化分工。
第六問：治理機制要如何改變，才能適應數字時代?
201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本特·霍姆斯特羅姆(BengtHolmstr?m)認為：人工智能正在改變我們的經濟發展機制，也會改變我們制定政策的方式。
第七問：金融服務在越來越平民化的同時，會不會引發更多的風險?
201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本特·霍姆斯特羅姆(BengtHolmstr?m)認為：數字經濟時代，信息是一種新的抵押品。有了數字平臺上收集的信息，小額借款人獲得信貸不需要抵押品，因為貸款人比借款人更了解他的信譽。在這方面，平臺模式更接近于西方信用卡的基礎模式，同時因為它基于數字識別，并包含大量數據，所以比信用卡便宜得多，也不容易被欺詐。
第八問：數字時代全球化會走回頭路嗎?
2001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邁克爾·斯賓塞(MichaelSpence)認為：讓我感到興奮的是中國的數字經濟增長范式能夠啟發其他國家，開發巨大的國內市場就能帶來巨大的增長機會。在此基礎上我們不難想象，只需要一點點的國際合作，這種發展模式就能推廣到全世界。各國小微企業參與到國際市場中或將成為下一個增長引擎，這才是最最激動人心的事。
第九問：人工智能該不該有道德觀?
2011年諾貝爾經濟學獲得者托馬斯·薩金特(ThomasSargent)認為：說到底，機器并不是自己在學習，它們學的，都是人類輸入的數據。是人類在告訴機器要學習什么。因此，我們人類在給機器提供數據的時候，要努力去除掉一些偏見。
第十問：大算力和大數據，一定會讓我們離真相更近嗎?
2013年諾貝爾經濟學獲得者拉爾斯·彼得·漢森(LarsPeterHansen)認為：數字經濟時代，豐富的數據確實為經濟學分析提供了更多的素材，但是實證分析本身的價值則非常有限。對于實際發生什么和可能發生什么，理論模型卻能幫助我們做不同情形和不同政策下的比較。因此純數據驅動具備一定的局限性，模型能讓人們在大數據時代的今天做更好的決策。
2011年諾貝爾經濟學獲得者托馬斯·薩金特(ThomasSargent)認為：大數據和大算力提升了抽象信息理論的價值，它們的高速發展對處理信息的方法論提出更高要求。更優的信息估計技術，算法博弈論，多元時間序列算法和數據模擬技術等都可以在大數據時代散發光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