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的詩歌節
1月25日晚，廣州太古匯，詩人北島攜帶著他主編的新書《給孩子的詩》出現在方所書店。詩人黃禮孩將自己新詩集、一本由他出品的詩人肖像漫畫，遞到當今中國最享有盛名的詩人面前，并指出書里印有北島的肖像版畫。
“我們倆好久不見，”北島對黃禮孩說，“你的詩歌事務不容易。”
黃禮孩的“詩歌與人·國際詩歌節”自2005年創辦以來，已延續了將近10年，連同他的“詩歌與人·詩人獎”（后更名為“詩歌與人·國際詩人獎”），已逐漸贏得國際聲譽。
這兩個由《詩歌與人》雜志派生出來的項目，沒有政府一分錢的財政撥款，完全是靠黃禮孩的工資收入和個人通過其他渠道籌集款項辦起來。其獨立性，在中國詩歌界無人出其右。
“你一個人的詩歌節，堅持下來，在未來會有更長久的影響。” 2009年，在香港中文大學執教的北島開始策劃“香港國際詩歌之夜”，當然深知舉辦詩歌活動的艱辛。
他們還提到了去年年底病逝的托馬斯·薩拉蒙（Tomaz Salamun）。作為斯洛文尼亞當代最杰出的詩人，薩拉蒙曾出席了2011年香港國際詩歌節，并在2013年獲得了黃禮孩頒發的第七屆“詩歌與人·國際詩人獎”，當他的死訊傳出時，驚動了整個國際詩壇。
黃禮孩在一篇文章中引用了北島的一句話來評價薩拉蒙：“北島說過，詩人有兩種，一種是圈養的，一種是野生的。薩拉蒙顯然是野生的詩人，是激情永不回頭的猛獸。”這當然是黃禮孩對薩拉蒙的致敬，也是他對北島的致敬。
“2011年，我在香港見過薩拉蒙，他后來還來過中國嗎？”北島問。
“我給他頒獎時，他已經來不了，”黃禮孩解釋說，“醫生不讓他來了。”
“他什么病？”
“肺癌。”
“他抽煙嗎？”
“好像不抽煙。”
正談著，當晚活動的主辦方過來邀請北島合個影。 “如果你還想等北島，我的采訪可以另約時間。”看到他和北島相談甚歡，我打算將今晚的采訪延期。
“今天和北島聊得挺好，但凡事不要強求，如果真的有機緣，以后肯定可以合作。”黃禮孩說。
后來我跟廣州的詩人們說起這個場景，他們都表示這就是黃禮孩風格：很快就可以尋找到和對方對接甚至合作的空間，但是恰到好處從不糾纏，處事漂亮得體。
在過去的10多年時間里，作為詩人的黃禮孩，除了在創作上保持高水準之外，還必須扮演好詩歌編輯和詩歌行動家的角色：每年編輯5期《中西詩歌》、3期以上的《詩歌與人》雜志，頒發一個“詩歌與人·國際詩人獎”。這些事務的大部分工作都是由他一個人包辦。“沒錢，請不了人，得自己多干一些。”他這樣解釋自己一個人的堅持。
杜甫死了埋蓑土！
從2013年開始，黃禮孩又給自己的工作加了碼：每當新年來臨的時候，在廣州舉辦一場新年詩會。這個沖動源于他對童年和新年的美好記憶。他的故鄉是廣東省徐聞縣小蘇村，位于中國大陸最南端的雷州半島之上。那里有著漫長的海岸線，每逢新年，他都要到海邊眺望新年的第一縷陽光。
黃禮孩說，“新年來臨之際，以詩歌去禮遇新生之光，這是我的一種心愿。”因此，2014年第一屆新年詩會的主題是“光芒涌入”，而今年的名字最終被定為 “靜與光”。
在新年詩會的合作方、廣州圖書館館長方家忠看來，過去兩屆新年詩會之所以能獲得巨大反響，與黃禮孩有直接關系。廣州圖書館提供場地、人手和負責活動的審批申請之外，還給了10萬元作為活動經費。
“10萬元當然是很少的，”方家忠說，“但你到現場就會發現，這么多大牌詩人、藝術家來捧場，如此漂亮的舞臺效果，別人即使是100萬也做不出來。”
2015新年詩會以“詩歌與建筑”為主題，除廣州重要詩人外，建筑專家、朗誦藝術家、現代舞家、音樂家、設計藝術家都是友情出席的，且舞臺布置、朗誦和舞蹈表演，也是黃禮孩找朋友盡量以茶水費的低價錢來幫忙。仿佛在這個時候，大家才會意識到日常生活中的黃禮孩原來是在廣州歌舞團工作，認識了一大幫演員、制作人和表演藝術家。其實在此之前的2007年，黃禮孩已經開始每年做新年詩歌朗誦會，只不過，那時都是詩歌圈子內的事，他不去宣傳。
“他們都愿意幫詩人，”黃禮孩笑著解釋，甚至有一點不好意思，“沒辦法，詩人是不能成為一個職業，寫詩養不活自己。”
“家人得知你要成為一個詩人，難道沒有擔心、阻止你嗎？”我問黃禮孩。2013年上半年，詩人東蕩子在接受第八屆“詩歌與人·國際詩人獎”時，講述了他和做木匠的父親的一次爭吵：有一天我顛沛回來，父親劈頭蓋臉地問“你到底想干什么”，我脫口而出“我想做詩人”。父親立馬吼道：“杜甫死了埋衰土！”
“我父母并不知道新詩是什么，但他們知道文字是有力量的。”黃禮孩說，“一直以來他們也沒有要求我要獲得多少財富，要當大老板什么的，能自立是第一。”
不過，在籌辦今年的新年詩會時，金錢和財富的確是最為困擾黃禮孩的問題。“經費太少了，演出效果打了折扣。”他不止一次感嘆。更加讓黃禮孩覺得遺憾的，是新年詩會原定“國際”兩字沒獲批。這讓黃禮孩在無可奈何之余，更覺得惋惜：廣州在文化上本來就缺乏國際化，這么一個高規格的國際性詩會對廣州絕對是加分的。
有時候，我們會覺得詩歌甚至是文學都已經隱匿在這個國家的邊緣了，但有時候，我們又會覺得詩歌其實挺火的。黃禮孩的新年詩會進行當晚，廣州圖書館負一樓的會場也是被圍得水泄不通，數不清的朋友都在打黃禮孩的電話，請求他將自己帶進會場。
“我覺得廣州的文化氛圍還是很好的，”黃禮孩自己也承認這點，但另一方面他馬上又強調，“詩歌永遠都是小眾的，它能存在就很好了”。
1995年諾貝爾文學獎得者、愛爾蘭詩人謝默斯·希尼說：“某種意義上，詩歌的功效等于零—從來沒有一首詩阻止過一輛坦克。但在另一種意義上，它是無限的。”
“詩歌的義工”
為了彌補遺憾，黃禮孩請了更多重量級的嘉賓前來參加新年詩會，其中包括中國科學院院士、詩人吳碩賢教授，廣東省作協副主席楊克，物理學家、詩人李淼等等。
近幾年來，詩人陳陟云因為工作的關系，已經很少參加詩歌活動了，但當天的新年詩會上，我仍然看到他的身影。他上世紀80年代末在北京大學法律系讀書，是海子的同門師弟。2000年他的詩集出版，請黃禮孩作跋。黃禮孩說：“作為一個喜歡詩歌的人，編詩刊，為詩歌作工，只是我們對詩歌的熱愛。在詩歌那里，我們是永遠的義工。”
“詩歌的義工”這個詞深深打動了陳陟云。后來他協助黃禮孩策劃出版了《出生地》和《異鄉人》兩本廣東詩人詩選，策劃舉辦了一系列的詩歌活動。“我和海子確實一見如故，就像二十多年后，我和黃禮孩的見面，所以他辦的活動我一定要支持。”
姚風和黃禮孩的交往也是如此。2000年左右，尚在澳門警察學校教書的姚風，通過詩人溫志峰認識了黃禮孩。10多年來，他們兩人的友情因《中西詩歌》而得到延續。
大約在2005年，姚風翻譯了葡萄牙詩人安德拉德的詩歌。黃禮孩覺得安德拉德的詩歌非常好，決定將第一屆詩歌與人獎頒給他。這讓姚風感受到，黃禮孩不但是一個優秀的詩人，而且對詩歌有很好的判斷力。
當時，盡管安德拉德在世界詩壇上享有聲譽，但國內對他所知甚少，也沒有出版社愿意出版他的詩集。此后，黃禮孩決定，由《詩歌與人》為每一個獲獎的詩人出版詩集。
在姚風看來，黃禮孩跟安德拉德的詩歌存在“心有靈犀一點通”的地方，無論是從形式還是內涵來考察，兩個人的詩歌有一種“相同的呼吸”；他坦言自己的詩歌和黃禮孩則風格差別比較大，“但這并不妨礙我和黃禮孩的友情，他是我詩人當中最好的朋友，沒有之一。”
在今年的廣州新年詩會上，最大牌的國內詩人要數吉狄馬加。他除了是副部級高官之外，亦是中國當代具有國際影響的實力派詩人之一。2011年，北島以嘉賓身份出席由吉狄馬加策劃的第三屆“青海湖國際詩歌節”，是他***20多年生涯里首次獲邀回國參加的官方活動。
黃禮孩抱著試試看的心態給吉狄馬加打了電話，沒想到對方一口就答應下來。更讓他感動的是，吉狄馬加只是以詩人的身份來廣州，甚至沒跟廣東省的官方部門接洽。
“我和吉狄馬加先生得以認識，純粹是因為他作為前輩詩人的熱忱。”黃禮孩說。2005年廣東舉辦了第一屆詩歌節，當時還是中國作協書記處書記的吉狄馬加也前來參加。在活動間隙，吉狄馬加問詩人溫遠輝：“《詩歌與人》的黃禮孩有沒有來？”
之后兩人有了交往。有一次吉狄馬加來到廣州，特別想認識林賢治，想請林吃飯。黃禮孩打電話過去，結果林賢治說：“我一般不跟人在外面吃飯，也不喜歡喝咖啡。如果吉狄馬加要來認識我，讓他自己來找。”結果吉狄馬加就真的帶著黃禮孩去花城出版社找林賢治。兩人見面后，林賢治對吉狄馬加官員身份的有所保留，但閱讀了他的新詩之后相談甚好。
“你見了一個人，必須要有東西可以和他對接。就好像吉狄馬加，大家看他是個官員，覺得他有權威性、主流性，可能還有其他有很多看法。但我與他交往，看到的是他詩人的性情，而不是官員的角色。人一簡單，交往就輕松。”黃禮孩說，“他每次來廣州找我，都是一個人，連秘書也不帶，出行都是打的，這讓我覺得他某些時候并不把自己當政府高官來看待。”
沙河頂的初心
在黃禮孩以詩人的身份逐漸獲得名聲之后，詩人圈和文化界曾對他的名字有過多種解讀。
“名字如何解讀就有如何的暗示，但是它最初的寓意，是家里人給予的：這個孩子是神賜予的禮物。”黃禮孩的故鄉有著深厚基督教傳統，父母是虔誠的基督教徒，如今，我們去閱讀黃禮孩的一些詩歌，可以從中看到天使的身影或聽見贊美詩的聲音。
在早期的寫作中，黃禮孩不斷寫到童年。后來他編的書《出生地：廣東本土青年詩選》和策劃的“詩人重返出生地之旅”都離不開童年的情結。其實早在廣州新年詩會獲得一片贊嘆聲之前，從2007年開始，黃禮孩每年農歷春節都會回到家鄉，組織策劃屬于小蘇村自己的“春節晚會”。
1992年，黃禮孩考入廣州藝術學校戲劇創作專業，畢業后分配到廣州歌舞團做了一名編劇。這兩個單位都在廣州沙河頂。即使已經過去20多年了，詩人世賓還記得，那個后來成為自己一輩子朋友的黃禮孩第一次出現在自己面前的樣子，“當時他只是帶著農村小孩的羞澀和膽怯，帶著紅土地的淳樸和落后躑躅在沙河頂一帶”。
在新詩寫作方面，廣州一直落后于北京、上海和成都等詩歌重鎮。當北島寫出《墓志銘》，并用自己編輯的刊物《今天》將朦朧詩之火撒向全國之時，廣州詩壇還是一片沉寂。直到1986年徐敬亞等人在深圳發起了“中國詩壇1986現代詩群體大展”，沖破當時官方詩歌平臺對現代詩民間創作的禁錮時，廣州詩壇依然是缺席的。
黃禮孩的青年時期，正是廣州先鋒詩歌終于從傳統的束縛中掙脫出來，特別是江城主編的《面影》的出現，采用了大量的外省詩人的詩歌稿子，把朦朧詩主要是第三代的詩歌潮流引入廣東詩壇。廣州詩人開始有了自己的語言、思維方式和價值判斷。
當時，廣州歌舞團分了一間獨立宿舍給黃禮孩，那是一棟舊樓的頂樓，有一個小陽臺，成為當時廣東眾詩人的聚集地。在他的一眾詩人朋友當中，東蕩子善于發言，浪子善于總結，老刀善于爭辯，而黃禮孩在這噪雜的聲音里，默默地聆聽。
成名之后的黃禮孩，將那時的自己定義為“一個貧乏的年輕寫作者”。1996年，東蕩子有一天到黃禮孩的住處，看了他的詩集，否定了他絕大多數詩歌。
“我一時難以接受，覺得他太苛刻了。”黃禮孩說，“后來，我開始琢磨他對詩歌的一些見解，我意識到自己詩歌中存在的缺陷，自此，開始一種新的詩歌寫作。”
在上世紀90年代末，因為江城的個人原因，《面影》走完了它十年的歷程。1999年，黃禮孩創辦了民刊《詩歌與人》，到現在，這個雜志已經存在了16年，它的影響范圍，也遠遠超出了當年的《面影》。
“最初當主編只是想證明自己有獨當一面的能力，想把自己的理想付諸行動，不只是停留在夢想里。”黃禮孩說。
可能連黃禮孩自己都沒想到的是，這本小小的刊物后來會派生出更多的事物。例如，成就了“70后詩歌”概念，命名了“中間代寫作”“完整性寫作”，極大推動了中國女性詩歌寫作的進程，還誕生了“詩歌與人獎和詩歌與人國際詩歌節”，還有現在的廣州新年詩會。
回憶起當年情景時，黃禮孩會帶有一絲惋惜。當年在一起聚會、聊天、互相修改詩句的朋友都四散了：《面影》的主編江城、《中西詩歌》的創辦人之一溫志峰都已經不再寫詩了。
而更讓他心疼的，是一直視為師長的東蕩子在2013年10月因心臟病去世了，年僅49歲。而在半年之前的5月18日，他才從黃禮孩手中領過了第八屆“詩歌與人·國際詩人獎”，他也是首位獲得該獎廣州本地詩人。
作為一個詩人，東蕩子并非一個熱衷于某個獎項的人，但他的確對詩歌與人這個獎有渴望。“我一直跟他說別著急，人生如此漫長，以后會頒給他。”黃禮孩說，“2013年，我覺得是時候把獎頒給他了，幸好我沒有把時間推遲，，否則這將會是他的遺憾，也是這個獎的遺憾。”
“困頓”
從單位分配的芳村的住宅，到位于天河沙河頂的工作室，黃禮孩每天上班都必須坐很長的一段地鐵，而到晚上11時前，他又趕坐最后一班地鐵返回住所。
黃禮孩就是在地鐵里讀完獲得第四屆“詩歌與人·詩人獎”的女詩人藍藍的作品的。他在一篇文章里說：“我必須在雜亂之中讀出詩意，在一個字，一個詞，一句話中捕捉詩人的異思妙想，就如詩人要在這樣的時代、這樣的國度上寫出優秀詩篇。”
而藍藍說，自己在獲取這個獎項的時候，私底下有一種兒童般的快樂。在她看來，這個獎只有一個評委，它不可能用金錢和權力來作弊，而要想保持某個有影響的文學獎項的干凈，在“我們這個遍地謊言的國度近乎天方夜譚”。
而每當朋友們在黃禮孩面前說起他所策劃的活動質量是何等之高時，黃禮孩首先吐出的就是這兩個字：“很難。”時間上的緊迫感尚可以忍受，經濟上的捉襟見肘就更加讓他陷于“困頓”—這個詞語，也是黃禮孩一首詩歌的題目。
去年3月黃禮孩將他的“詩歌與人·國際詩人獎”頒發給享有國際聲譽的波蘭詩人亞當·扎嘎耶夫斯基，并邀請其訪華，這是黃禮孩的又一個突破性嘗試。
在來廣州之前，扎嘎耶夫斯基先去了一趟臺北和香港。當他邁出在廣州火車東站的站臺，看到黃禮孩帶著一群人簇擁而來時，瞬間就被一股熱情震撼了：接待人員的陣勢“堪比兵馬俑”。
“歐洲也有類似的活動，我也會參加，也有人接待我們，但接待人員都有報酬。”扎嘎耶夫斯基說，“黃禮孩他們很不一樣，他和身邊的朋友都是出于對詩歌的熱愛在做事情。”
扎嘎耶夫斯基還對“詩歌與人·國際詩歌獎”的非官方背景感到驚奇和敬佩。“一個民間詩歌獎，沒有任何官方背景和經濟支持，能夠走到這一步的確讓人敬重。”臨離開廣州之時，扎嘎耶夫斯基給了自己的詩人同行一個極高的評價，“黃禮孩是一個天使般的人。”
在采訪中，我曾經跟他提起過“天使般的人”這句話。黃禮孩有點不好意思地說：“大概是因為我們這次安排得比較好吧。不過真是太難了。”
頒獎典禮的各個環節由始至終主要由黃禮孩和他的朋友包攬，原因之一是他實在沒有力量和資源來成立一個專門的運作團隊，更重要的原因，是為了捍衛了獎項的純粹性，盡量避免商業化和行政色彩，他拒絕了一些帶有附加條件的資助。
扎嘎耶夫斯基來廣州之前，黃禮孩算了一下，獎項獎金、老扎和夫人的來回機票、食宿，大概40萬元，他確實拿不出這筆錢。走投無路之下，他一連買了幾天彩票。
最后問題還是順利解決了，當然，不是靠彩票。東蕩子生前曾囑托家人，要對這個獎項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他的妹妹吳真珍主動上門，為大獎贊助了5萬元獎金；也有地產商愿意為頒獎典禮免費提供場地，且包下了扎嘎耶夫斯基夫婦在廣州期間的住宿，還有個別不想透露姓名的朋友的支持，這樣黃禮孩多少減輕了自己的負擔。
“一談到詩歌，每一個資本家都是一個柏拉圖。”1987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詩人布羅茨基的反諷有時也可以理解成對資本的認同。
誰跑得比閃電還快
2003年，也即12年前，當時還是大學中文系學生的我曾與黃禮孩有過一次接觸。當年我所在的社團舉辦了一個詩歌節，邀請了詩人朱子慶馬莉夫婦、黃禮孩、世賓等廣州詩人出席。
在詩歌節當天晚上，黃禮孩看了我們的節目單，便建議說：“你應該把我和世賓這些人的朗誦排在前面，讓朱子慶和馬莉他們壓軸。”看到我頗為猶豫的樣子，他解釋說：“朱子慶和馬莉的朗誦水平非常高，將他們排在最后，會讓整個朗誦會在結束時呈現出一個高潮。”
最后我們采納了他的建議，朗誦會的效果也超出預期。我也記住了他當晚朗誦的詩歌題目：《誰跑得比閃電還快》——當然，當時的我還沒意識到，這會是他迄今為止，最廣為傳誦的代表作。
這首詩寫于2000年，而它開始收獲巨大聲譽，則是2005年被收入由武漢大學編的“21世紀高等學校通識教育系列教材”，和黃禮孩這個名字一起出現在那本教材的詩人還有：余光中、北島和海子。
“現在再看這首詩歌，還會有所觸動。”將近15年后，黃禮孩再次談及這首詩歌時，仍像是談論自己的心愛之物，“這首詩歌我承認它是我的代表作，雖然它不夠完美。”
他1994年進入廣州歌舞團，負責舞臺劇本創作，寫這首詩的時候，《詩歌與人》這個刊物也比較簡單，他還沒那么忙，還能爬一下白云山，喝一下茶，接幾個晚會賺外快。
“那首詩像是為現在而寫的，成了我現在生活的一個注腳。”黃禮孩坦言自己仍然鐘愛“閃電”這個意象，“它意味著必須有能量、有速度和能夠照亮身邊的事物，而我其實也渴望自己在這三方面有所呈現。寫詩編刊物舉辦詩歌節都必須要有力量，有好的想法就能馬上去做，生活就是行動，當然不能像閃電一下子消失了，還要能照亮別人，照亮世界，這閃電其實是內心的閃電。”
如今，黃禮孩為中國詩壇做的事似乎已經足夠多了。他在最廣泛的層面上團結了中國當代詩人，有些人可能互為對頭，但卻不妨礙都成為他的朋友，這在喧囂吵鬧的詩歌現場也堪稱奇觀。而在更為廣闊的層面上，很多中國詩人都是通過《詩歌與人》才認識安德拉德、扎嘎耶夫斯基甚至是特羅斯特羅姆，而很多國際詩人，亦是通過黃禮孩的刊物和詩歌獎項，進入到中國詩歌現場中來。
近年來，隨著《誰跑得比閃電還快》逐漸在詩壇上流傳，黃禮孩的詩歌事物的重要性和稀缺性也逐漸呈現出來。有人將詩歌中那個奔跑的形象看成是黃禮孩自己，并將他稱呼為“詩歌界的阿甘”“詩歌的圣徒”。
“這讓我的心情很復雜。”他把這種狀況說成是自己個人的一個困境：一方面希望能多寫好的詩歌，但另一方面做了這么多年的詩歌活動，雖然每天都被跟詩歌相關的事務所糾纏著，又不舍得放棄它。
這個矛盾，當然也只能在寫作上排遣出來。他在最近一期《中西詩歌》的卷首語上寫道：觀想自己的當下，突然悲哀地想到，我終將為自己所熱愛的事物所毀滅，比如激情，比如天真，比如寫作。
“就好比那天晚上跟北島見面，說到合作的可能性，我自己還是很期望的，畢竟香港詩歌之夜是一個云集世界大詩人的平臺，你可以接觸到更多更好的詩歌與詩人。”他總結說，“但這就比較糾結，這跟三島由紀夫寫的《金閣寺》的情況有點類似。”在三島由紀夫筆下，故事的主人公溝口天生結巴，認為天底下最美的事物就是金閣寺，但故事最后的結局是，他放一把火將金閣
主筆_黃昌成 廣州報道 攝影_盧慧明
一個人的詩歌節
1月25日晚，廣州太古匯，詩人北島攜帶著他主編的新書《給孩子的詩》出現在方所書店。詩人黃禮孩將自己新詩集、一本由他出品的詩人肖像漫畫，遞到當今中國最享有盛名的詩人面前，并指出書里印有北島的肖像版畫。
“我們倆好久不見，”北島對黃禮孩說，“你的詩歌事務不容易。”
黃禮孩的“詩歌與人·國際詩歌節”自2005年創辦以來，已延續了將近10年，連同他的“詩歌與人·詩人獎”（后更名為“詩歌與人·國際詩人獎”），已逐漸贏得國際聲譽。
這兩個由《詩歌與人》雜志派生出來的項目，沒有政府一分錢的財政撥款，完全是靠黃禮孩的工資收入和個人通過其他渠道籌集款項辦起來。其獨立性，在中國詩歌界無人出其右。
“你一個人的詩歌節，堅持下來，在未來會有更長久的影響。” 2009年，在香港中文大學執教的北島開始策劃“香港國際詩歌之夜”，當然深知舉辦詩歌活動的艱辛。
他們還提到了去年年底病逝的托馬斯·薩拉蒙（Tomaz Salamun）。作為斯洛文尼亞當代最杰出的詩人，薩拉蒙曾出席了2011年香港國際詩歌節，并在2013年獲得了黃禮孩頒發的第七屆“詩歌與人·國際詩人獎”，當他的死訊傳出時，驚動了整個國際詩壇。
黃禮孩在一篇文章中引用了北島的一句話來評價薩拉蒙：“北島說過，詩人有兩種，一種是圈養的，一種是野生的。薩拉蒙顯然是野生的詩人，是激情永不回頭的猛獸。”這當然是黃禮孩對薩拉蒙的致敬，也是他對北島的致敬。
“2011年，我在香港見過薩拉蒙，他后來還來過中國嗎？”北島問。
“我給他頒獎時，他已經來不了，”黃禮孩解釋說，“醫生不讓他來了。”
“他什么病？”
“肺癌。”
“他抽煙嗎？”
“好像不抽煙。”
正談著，當晚活動的主辦方過來邀請北島合個影。 “如果你還想等北島，我的采訪可以另約時間。”看到他和北島相談甚歡，我打算將今晚的采訪延期。
“今天和北島聊得挺好，但凡事不要強求，如果真的有機緣，以后肯定可以合作。”黃禮孩說。
后來我跟廣州的詩人們說起這個場景，他們都表示這就是黃禮孩風格：很快就可以尋找到和對方對接甚至合作的空間，但是恰到好處從不糾纏，處事漂亮得體。
在過去的10多年時間里，作為詩人的黃禮孩，除了在創作上保持高水準之外，還必須扮演好詩歌編輯和詩歌行動家的角色：每年編輯5期《中西詩歌》、3期以上的《詩歌與人》雜志，頒發一個“詩歌與人·國際詩人獎”。這些事務的大部分工作都是由他一個人包辦。“沒錢，請不了人，得自己多干一些。”他這樣解釋自己一個人的堅持。
杜甫死了埋蓑土！
從2013年開始，黃禮孩又給自己的工作加了碼：每當新年來臨的時候，在廣州舉辦一場新年詩會。這個沖動源于他對童年和新年的美好記憶。他的故鄉是廣東省徐聞縣小蘇村，位于中國大陸最南端的雷州半島之上。那里有著漫長的海岸線，每逢新年，他都要到海邊眺望新年的第一縷陽光。
黃禮孩說，“新年來臨之際，以詩歌去禮遇新生之光，這是我的一種心愿。”因此，2014年第一屆新年詩會的主題是“光芒涌入”，而今年的名字最終被定為 “靜與光”。
在新年詩會的合作方、廣州圖書館館長方家忠看來，過去兩屆新年詩會之所以能獲得巨大反響，與黃禮孩有直接關系。廣州圖書館提供場地、人手和負責活動的審批申請之外，還給了10萬元作為活動經費。
“10萬元當然是很少的，”方家忠說，“但你到現場就會發現，這么多大牌詩人、藝術家來捧場，如此漂亮的舞臺效果，別人即使是100萬也做不出來。”
2015新年詩會以“詩歌與建筑”為主題，除廣州重要詩人外，建筑專家、朗誦藝術家、現代舞家、音樂家、設計藝術家都是友情出席的，且舞臺布置、朗誦和舞蹈表演，也是黃禮孩找朋友盡量以茶水費的低價錢來幫忙。仿佛在這個時候，大家才會意識到日常生活中的黃禮孩原來是在廣州歌舞團工作，認識了一大幫演員、制作人和表演藝術家。其實在此之前的2007年，黃禮孩已經開始每年做新年詩歌朗誦會，只不過，那時都是詩歌圈子內的事，他不去宣傳。
“他們都愿意幫詩人，”黃禮孩笑著解釋，甚至有一點不好意思，“沒辦法，詩人是不能成為一個職業，寫詩養不活自己。”
“家人得知你要成為一個詩人，難道沒有擔心、阻止你嗎？”我問黃禮孩。2013年上半年，詩人東蕩子在接受第八屆“詩歌與人·國際詩人獎”時，講述了他和做木匠的父親的一次爭吵：有一天我顛沛回來，父親劈頭蓋臉地問“你到底想干什么”，我脫口而出“我想做詩人”。父親立馬吼道：“杜甫死了埋衰土！”
“我父母并不知道新詩是什么，但他們知道文字是有力量的。”黃禮孩說，“一直以來他們也沒有要求我要獲得多少財富，要當大老板什么的，能自立是第一。”
不過，在籌辦今年的新年詩會時，金錢和財富的確是最為困擾黃禮孩的問題。“經費太少了，演出效果打了折扣。”他不止一次感嘆。更加讓黃禮孩覺得遺憾的，是新年詩會原定“國際”兩字沒獲批。這讓黃禮孩在無可奈何之余，更覺得惋惜：廣州在文化上本來就缺乏國際化，這么一個高規格的國際性詩會對廣州絕對是加分的。
有時候，我們會覺得詩歌甚至是文學都已經隱匿在這個國家的邊緣了，但有時候，我們又會覺得詩歌其實挺火的。黃禮孩的新年詩會進行當晚，廣州圖書館負一樓的會場也是被圍得水泄不通，數不清的朋友都在打黃禮孩的電話，請求他將自己帶進會場。
“我覺得廣州的文化氛圍還是很好的，”黃禮孩自己也承認這點，但另一方面他馬上又強調，“詩歌永遠都是小眾的，它能存在就很好了”。
1995年諾貝爾文學獎得者、愛爾蘭詩人謝默斯·希尼說：“某種意義上，詩歌的功效等于零—從來沒有一首詩阻止過一輛坦克。但在另一種意義上，它是無限的。”
“詩歌的義工”
為了彌補遺憾，黃禮孩請了更多重量級的嘉賓前來參加新年詩會，其中包括中國科學院院士、詩人吳碩賢教授，廣東省作協副主席楊克，物理學家、詩人李淼等等。
近幾年來，詩人陳陟云因為工作的關系，已經很少參加詩歌活動了，但當天的新年詩會上，我仍然看到他的身影。他上世紀80年代末在北京大學法律系讀書，是海子的同門師弟。2000年他的詩集出版，請黃禮孩作跋。黃禮孩說：“作為一個喜歡詩歌的人，編詩刊，為詩歌作工，只是我們對詩歌的熱愛。在詩歌那里，我們是永遠的義工。”
“詩歌的義工”這個詞深深打動了陳陟云。后來他協助黃禮孩策劃出版了《出生地》和《異鄉人》兩本廣東詩人詩選，策劃舉辦了一系列的詩歌活動。“我和海子確實一見如故，就像二十多年后，我和黃禮孩的見面，所以他辦的活動我一定要支持。”
姚風和黃禮孩的交往也是如此。2000年左右，尚在澳門警察學校教書的姚風，通過詩人溫志峰認識了黃禮孩。10多年來，他們兩人的友情因《中西詩歌》而得到延續。
大約在2005年，姚風翻譯了葡萄牙詩人安德拉德的詩歌。黃禮孩覺得安德拉德的詩歌非常好，決定將第一屆詩歌與人獎頒給他。這讓姚風感受到，黃禮孩不但是一個優秀的詩人，而且對詩歌有很好的判斷力。
當時，盡管安德拉德在世界詩壇上享有聲譽，但國內對他所知甚少，也沒有出版社愿意出版他的詩集。此后，黃禮孩決定，由《詩歌與人》為每一個獲獎的詩人出版詩集。
在姚風看來，黃禮孩跟安德拉德的詩歌存在“心有靈犀一點通”的地方，無論是從形式還是內涵來考察，兩個人的詩歌有一種“相同的呼吸”；他坦言自己的詩歌和黃禮孩則風格差別比較大，“但這并不妨礙我和黃禮孩的友情，他是我詩人當中最好的朋友，沒有之一。”
在今年的廣州新年詩會上，最大牌的國內詩人要數吉狄馬加。他除了是副部級高官之外，亦是中國當代具有國際影響的實力派詩人之一。2011年，北島以嘉賓身份出席由吉狄馬加策劃的第三屆“青海湖國際詩歌節”，是他***20多年生涯里首次獲邀回國參加的官方活動。
黃禮孩抱著試試看的心態給吉狄馬加打了電話，沒想到對方一口就答應下來。更讓他感動的是，吉狄馬加只是以詩人的身份來廣州，甚至沒跟廣東省的官方部門接洽。
“我和吉狄馬加先生得以認識，純粹是因為他作為前輩詩人的熱忱。”黃禮孩說。2005年廣東舉辦了第一屆詩歌節，當時還是中國作協書記處書記的吉狄馬加也前來參加。在活動間隙，吉狄馬加問詩人溫遠輝：“《詩歌與人》的黃禮孩有沒有來？”
之后兩人有了交往。有一次吉狄馬加來到廣州，特別想認識林賢治，想請林吃飯。黃禮孩打電話過去，結果林賢治說：“我一般不跟人在外面吃飯，也不喜歡喝咖啡。如果吉狄馬加要來認識我，讓他自己來找。”結果吉狄馬加就真的帶著黃禮孩去花城出版社找林賢治。兩人見面后，林賢治對吉狄馬加官員身份的有所保留，但閱讀了他的新詩之后相談甚好。
“你見了一個人，必須要有東西可以和他對接。就好像吉狄馬加，大家看他是個官員，覺得他有權威性、主流性，可能還有其他有很多看法。但我與他交往，看到的是他詩人的性情，而不是官員的角色。人一簡單，交往就輕松。”黃禮孩說，“他每次來廣州找我，都是一個人，連秘書也不帶，出行都是打的，這讓我覺得他某些時候并不把自己當政府高官來看待。”
沙河頂的初心
在黃禮孩以詩人的身份逐漸獲得名聲之后，詩人圈和文化界曾對他的名字有過多種解讀。
“名字如何解讀就有如何的暗示，但是它最初的寓意，是家里人給予的：這個孩子是神賜予的禮物。”黃禮孩的故鄉有著深厚基督教傳統，父母是虔誠的基督教徒，如今，我們去閱讀黃禮孩的一些詩歌，可以從中看到天使的身影或聽見贊美詩的聲音。
在早期的寫作中，黃禮孩不斷寫到童年。后來他編的書《出生地：廣東本土青年詩選》和策劃的“詩人重返出生地之旅”都離不開童年的情結。其實早在廣州新年詩會獲得一片贊嘆聲之前，從2007年開始，黃禮孩每年農歷春節都會回到家鄉，組織策劃屬于小蘇村自己的“春節晚會”。
1992年，黃禮孩考入廣州藝術學校戲劇創作專業，畢業后分配到廣州歌舞團做了一名編劇。這兩個單位都在廣州沙河頂。即使已經過去20多年了，詩人世賓還記得，那個后來成為自己一輩子朋友的黃禮孩第一次出現在自己面前的樣子，“當時他只是帶著農村小孩的羞澀和膽怯，帶著紅土地的淳樸和落后躑躅在沙河頂一帶”。
在新詩寫作方面，廣州一直落后于北京、上海和成都等詩歌重鎮。當北島寫出《墓志銘》，并用自己編輯的刊物《今天》將朦朧詩之火撒向全國之時，廣州詩壇還是一片沉寂。直到1986年徐敬亞等人在深圳發起了“中國詩壇1986現代詩群體大展”，沖破當時官方詩歌平臺對現代詩民間創作的禁錮時，廣州詩壇依然是缺席的。
黃禮孩的青年時期，正是廣州先鋒詩歌終于從傳統的束縛中掙脫出來，特別是江城主編的《面影》的出現，采用了大量的外省詩人的詩歌稿子，把朦朧詩主要是第三代的詩歌潮流引入廣東詩壇。廣州詩人開始有了自己的語言、思維方式和價值判斷。
當時，廣州歌舞團分了一間獨立宿舍給黃禮孩，那是一棟舊樓的頂樓，有一個小陽臺，成為當時廣東眾詩人的聚集地。在他的一眾詩人朋友當中，東蕩子善于發言，浪子善于總結，老刀善于爭辯，而黃禮孩在這噪雜的聲音里，默默地聆聽。
成名之后的黃禮孩，將那時的自己定義為“一個貧乏的年輕寫作者”。1996年，東蕩子有一天到黃禮孩的住處，看了他的詩集，否定了他絕大多數詩歌。
“我一時難以接受，覺得他太苛刻了。”黃禮孩說，“后來，我開始琢磨他對詩歌的一些見解，我意識到自己詩歌中存在的缺陷，自此，開始一種新的詩歌寫作。”
在上世紀90年代末，因為江城的個人原因，《面影》走完了它十年的歷程。1999年，黃禮孩創辦了民刊《詩歌與人》，到現在，這個雜志已經存在了16年，它的影響范圍，也遠遠超出了當年的《面影》。
“最初當主編只是想證明自己有獨當一面的能力，想把自己的理想付諸行動，不只是停留在夢想里。”黃禮孩說。
可能連黃禮孩自己都沒想到的是，這本小小的刊物后來會派生出更多的事物。例如，成就了“70后詩歌”概念，命名了“中間代寫作”“完整性寫作”，極大推動了中國女性詩歌寫作的進程，還誕生了“詩歌與人獎和詩歌與人國際詩歌節”，還有現在的廣州新年詩會。
回憶起當年情景時，黃禮孩會帶有一絲惋惜。當年在一起聚會、聊天、互相修改詩句的朋友都四散了：《面影》的主編江城、《中西詩歌》的創辦人之一溫志峰都已經不再寫詩了。
而更讓他心疼的，是一直視為師長的東蕩子在2013年10月因心臟病去世了，年僅49歲。而在半年之前的5月18日，他才從黃禮孩手中領過了第八屆“詩歌與人·國際詩人獎”，他也是首位獲得該獎廣州本地詩人。
作為一個詩人，東蕩子并非一個熱衷于某個獎項的人，但他的確對詩歌與人這個獎有渴望。“我一直跟他說別著急，人生如此漫長，以后會頒給他。”黃禮孩說，“2013年，我覺得是時候把獎頒給他了，幸好我沒有把時間推遲，，否則這將會是他的遺憾，也是這個獎的遺憾。”
“困頓”
從單位分配的芳村的住宅，到位于天河沙河頂的工作室，黃禮孩每天上班都必須坐很長的一段地鐵，而到晚上11時前，他又趕坐最后一班地鐵返回住所。
黃禮孩就是在地鐵里讀完獲得第四屆“詩歌與人·詩人獎”的女詩人藍藍的作品的。他在一篇文章里說：“我必須在雜亂之中讀出詩意，在一個字，一個詞，一句話中捕捉詩人的異思妙想，就如詩人要在這樣的時代、這樣的國度上寫出優秀詩篇。”
而藍藍說，自己在獲取這個獎項的時候，私底下有一種兒童般的快樂。在她看來，這個獎只有一個評委，它不可能用金錢和權力來作弊，而要想保持某個有影響的文學獎項的干凈，在“我們這個遍地謊言的國度近乎天方夜譚”。
而每當朋友們在黃禮孩面前說起他所策劃的活動質量是何等之高時，黃禮孩首先吐出的就是這兩個字：“很難。”時間上的緊迫感尚可以忍受，經濟上的捉襟見肘就更加讓他陷于“困頓”—這個詞語，也是黃禮孩一首詩歌的題目。
去年3月黃禮孩將他的“詩歌與人·國際詩人獎”頒發給享有國際聲譽的波蘭詩人亞當·扎嘎耶夫斯基，并邀請其訪華，這是黃禮孩的又一個突破性嘗試。
在來廣州之前，扎嘎耶夫斯基先去了一趟臺北和香港。當他邁出在廣州火車東站的站臺，看到黃禮孩帶著一群人簇擁而來時，瞬間就被一股熱情震撼了：接待人員的陣勢“堪比兵馬俑”。
“歐洲也有類似的活動，我也會參加，也有人接待我們，但接待人員都有報酬。”扎嘎耶夫斯基說，“黃禮孩他們很不一樣，他和身邊的朋友都是出于對詩歌的熱愛在做事情。”
扎嘎耶夫斯基還對“詩歌與人·國際詩歌獎”的非官方背景感到驚奇和敬佩。“一個民間詩歌獎，沒有任何官方背景和經濟支持，能夠走到這一步的確讓人敬重。”臨離開廣州之時，扎嘎耶夫斯基給了自己的詩人同行一個極高的評價，“黃禮孩是一個天使般的人。”
在采訪中，我曾經跟他提起過“天使般的人”這句話。黃禮孩有點不好意思地說：“大概是因為我們這次安排得比較好吧。不過真是太難了。”
頒獎典禮的各個環節由始至終主要由黃禮孩和他的朋友包攬，原因之一是他實在沒有力量和資源來成立一個專門的運作團隊，更重要的原因，是為了捍衛了獎項的純粹性，盡量避免商業化和行政色彩，他拒絕了一些帶有附加條件的資助。
扎嘎耶夫斯基來廣州之前，黃禮孩算了一下，獎項獎金、老扎和夫人的來回機票、食宿，大概40萬元，他確實拿不出這筆錢。走投無路之下，他一連買了幾天彩票。
最后問題還是順利解決了，當然，不是靠彩票。東蕩子生前曾囑托家人，要對這個獎項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他的妹妹吳真珍主動上門，為大獎贊助了5萬元獎金；也有地產商愿意為頒獎典禮免費提供場地，且包下了扎嘎耶夫斯基夫婦在廣州期間的住宿，還有個別不想透露姓名的朋友的支持，這樣黃禮孩多少減輕了自己的負擔。
“一談到詩歌，每一個資本家都是一個柏拉圖。”1987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詩人布羅茨基的反諷有時也可以理解成對資本的認同。
誰跑得比閃電還快
2003年，也即12年前，當時還是大學中文系學生的我曾與黃禮孩有過一次接觸。當年我所在的社團舉辦了一個詩歌節，邀請了詩人朱子慶馬莉夫婦、黃禮孩、世賓等廣州詩人出席。
在詩歌節當天晚上，黃禮孩看了我們的節目單，便建議說：“你應該把我和世賓這些人的朗誦排在前面，讓朱子慶和馬莉他們壓軸。”看到我頗為猶豫的樣子，他解釋說：“朱子慶和馬莉的朗誦水平非常高，將他們排在最后，會讓整個朗誦會在結束時呈現出一個高潮。”
最后我們采納了他的建議，朗誦會的效果也超出預期。我也記住了他當晚朗誦的詩歌題目：《誰跑得比閃電還快》——當然，當時的我還沒意識到，這會是他迄今為止，最廣為傳誦的代表作。
這首詩寫于2000年，而它開始收獲巨大聲譽，則是2005年被收入由武漢大學編的“21世紀高等學校通識教育系列教材”，和黃禮孩這個名字一起出現在那本教材的詩人還有：余光中、北島和海子。
“現在再看這首詩歌，還會有所觸動。”將近15年后，黃禮孩再次談及這首詩歌時，仍像是談論自己的心愛之物，“這首詩歌我承認它是我的代表作，雖然它不夠完美。”
他1994年進入廣州歌舞團，負責舞臺劇本創作，寫這首詩的時候，《詩歌與人》這個刊物也比較簡單，他還沒那么忙，還能爬一下白云山，喝一下茶，接幾個晚會賺外快。
“那首詩像是為現在而寫的，成了我現在生活的一個注腳。”黃禮孩坦言自己仍然鐘愛“閃電”這個意象，“它意味著必須有能量、有速度和能夠照亮身邊的事物，而我其實也渴望自己在這三方面有所呈現。寫詩編刊物舉辦詩歌節都必須要有力量，有好的想法就能馬上去做，生活就是行動，當然不能像閃電一下子消失了，還要能照亮別人，照亮世界，這閃電其實是內心的閃電。”
如今，黃禮孩為中國詩壇做的事似乎已經足夠多了。他在最廣泛的層面上團結了中國當代詩人，有些人可能互為對頭，但卻不妨礙都成為他的朋友，這在喧囂吵鬧的詩歌現場也堪稱奇觀。而在更為廣闊的層面上，很多中國詩人都是通過《詩歌與人》才認識安德拉德、扎嘎耶夫斯基甚至是特羅斯特羅姆，而很多國際詩人，亦是通過黃禮孩的刊物和詩歌獎項，進入到中國詩歌現場中來。
近年來，隨著《誰跑得比閃電還快》逐漸在詩壇上流傳，黃禮孩的詩歌事物的重要性和稀缺性也逐漸呈現出來。有人將詩歌中那個奔跑的形象看成是黃禮孩自己，并將他稱呼為“詩歌界的阿甘”“詩歌的圣徒”。
“這讓我的心情很復雜。”他把這種狀況說成是自己個人的一個困境：一方面希望能多寫好的詩歌，但另一方面做了這么多年的詩歌活動，雖然每天都被跟詩歌相關的事務所糾纏著，又不舍得放棄它。
這個矛盾，當然也只能在寫作上排遣出來。他在最近一期《中西詩歌》的卷首語上寫道：觀想自己的當下，突然悲哀地想到，我終將為自己所熱愛的事物所毀滅，比如激情，比如天真，比如寫作。
“就好比那天晚上跟北島見面，說到合作的可能性，我自己還是很期望的，畢竟香港詩歌之夜是一個云集世界大詩人的平臺，你可以接觸到更多更好的詩歌與詩人。”他總結說，“但這就比較糾結，這跟三島由紀夫寫的《金閣寺》的情況有點類似。”在三島由紀夫筆下，故事的主人公溝口天生結巴，認為天底下最美的事物就是金閣寺，但故事最后的結局是，他放一把火將金閣寺化為灰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