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_河西 攝影_楊子

1954年出生的陳佩斯今年正好六十。胡子，白了，光頭，不然白發一準和胡子似的。陳佩斯感嘆：“精力上也不行了。確實不行了。”老父親陳強2012年去世，遙想當年，和父親一起演電影時那個楞小伙子，如今也已到了耳順的年紀。

曾經的小品王，和CCTV分開后，他種過石榴，卻在另一片舞臺上收獲人生第二春。

2001年他主演的話劇《托兒》一炮而紅，從此在話劇舞臺上樹立起一桿大旗：陳佩斯喜劇。

十年前，陳佩斯的喜劇《陽臺》引爆京城，十年后，陳佩斯卷土重來。9月5日和6日，他在上海文化廣場上演明星版《陽臺》，爆笑，那是肯定的。更難得的是，在爆笑之余，矛頭所指，貪官污吏，紛紛中槍。

十年前，他們的臺詞里就用了這三個字：“你懂的。”

“我們還真有點預見性，”陳佩斯多少有些驕傲地說，“你看那些官員，抑郁了，就跳陽臺，我們那時候就排了這戲。”

作為陳佩斯“民生舞臺喜劇三部曲”之一，他十易其稿排的這部戲，絕不簡單地逗樂你就完事。你能從包工頭老穆不慎掉入貪官侯處長家陽臺之后引發的一系列滑稽可笑的故事中，看到社會發展過程中尖銳的矛盾和陣痛。

用陳佩斯自己的話說就是：“太接地氣了”，在頻頻傳出官員抑郁跳樓新聞的今天，《陽臺》就像一部寓言，以一種陳佩斯特有的喜劇的方式，來講述他對這個國家、這個時代的思考。

從陽臺俯視這蕓蕓眾生，犀利、不妥協、嬉笑怒罵，這就是陳佩斯。

他們死了，才有別的人活下去

南都周刊：以前是小品王，上世紀八十年代你和你父親陳強拍攝的“二子系列”電影我印象很深刻，后來為什么對舞臺劇情有獨鐘？

陳佩斯：舞臺劇的魅力在于你能親歷親為地表演，直接面對觀眾的那種現場感，以及它和現實生活的關照，都讓我著迷。而且，它集音樂、舞臺、美術、文學、表演于一身，你看我們的這種喜劇，臺詞的音樂性特別強，它的節奏感、韻律感，使我在創作的時候同時在享受。就像一個芭蕾舞演員，她讓你陶醉的同時，她自己也在享受這個過程。喜劇的話，每一分鐘每一秒鐘，我們都能和觀眾在互動，他們的掌聲、笑聲都會讓你興奮，如果得不到他們的肯定，你就會找原因。就跟顛乒乓球跑步一樣，你得拿捏那個分寸，快了不行，慢了也不行，特別考驗一個演員的功力。你錯一點，他們就沒聲了，你會害怕。這又使得話劇高于舞劇和音樂劇。

對于話劇，我覺得我還剛剛入門，真的還想往里再走一段，也許是—500年？

南都周刊：2001年之后就不再拍電影了，為什么？

陳佩斯：電影市場不規范，做不了。重視都是在口頭上，沒有實際的指導。現在中國電影市場很熱，但是熱不等于正常，不見得好，我覺得還不規范，什么能演什么不能演，沒規矩哪成啊？你們可能不知道過去很長一段時間，抗日題材是不能寫的！反右不能寫、大躍進不能寫、人民公社不能寫、“文革”不能寫、連抗日戰爭都不能寫……那還能寫什么呢？那時候不能寫抗日，那是怕影響和日本的關系，不能提。這東西有法律嗎？得有規矩不是？得定好了，誰說了算，按照什么說可以，什么不可以。還有票房，居然還能偷票房，實際上沒有人管。相對而言，舞臺劇要好一些。

南都周刊：做出這樣的改變都是自愿的？

陳佩斯：不知道。有的時候真的不是自己想要改變，是命運的安排。做了以后，你發現，很難，但是我就是這倔脾氣，有一種沖動，難，但是我一定要拿下，不行，我非做不可，非撞這南墻，這也是一種毛病。

南都周刊：《陽臺》已經演了十年了，當時怎么會創作這部戲的？

陳佩斯：就是有了生活的感受，體察到了生活中的這些細節，就寫了。我在寫這個本子的時候，會深刻感受到它和當下我們的社會生活貼近、觀照的程度。到了今天，我們能夠公開地把有些事撂到桌面上說，國家級領導出了事，以前能說嗎？當然，我們不會太直接，我們還是巧妙地回避那些激化沖突的情節，這是一種政治智慧，這沒辦法。

但是，今天的觀眾，觀看演出時完全可以理解，這部戲講的是什么。你看現在，跳樓成風氣了，為什么？因為貪腐成風！這是好現象，他們死了，才有別的人活下去啊，這個社會才能走向正軌啊。所以這個社會要付出代價，這是沒辦法的。這個代價要么就是我演的那個老穆—那些勞動者，要么就是貪官處長侯建設。誰？誰去跳樓？最后侯建設跳樓，我們是懷著非常正面的、非常陽光善意的想法設計了這出戲的結尾。我們沒有讓老穆喝了毒跳樓，或者成為楊白勞，真的不是這樣啊。我們在勸導他們：非理性的生活方式一定不行！會導致滅亡！這是我們十多年前就有的想法，那時候一開始北京不敢演吶，只能到四川去演，排練也在四川，后來才到北京演出，引起了觀眾極大的共鳴。

所以我們這戲，十年了，現在看來也一點都不過時。但是，我相信一定會有過時那一天。我希望這一天很快就到來。我希望下一代人看了這戲會說：為什么？為什么蹦下去了？怎么他就拿了3000萬了？會不會把這當天方夜譚來看？如果是那樣，那我的戲就過時了。如果真的過時了，那我就把這戲封存，讓下一百年的觀眾再來當樂子看：哈哈哈，還能有這事？這就對了。

南都周刊：最初演的時候有沒有受到一些阻力呢？

陳佩斯：我們是躲著過來的。一路躲著走，最后還是很頑強、很機智、很巧妙地讓它站在舞臺上了。當時主管部門確實猶豫，不知道應不應該批，該不該蓋章。到最后，我想還是這劇本的力量，它太正，你也不能說不批。

南都周刊：今天重演這部戲，會是怎么樣的感受？

陳佩斯：為什么這部戲有這樣的生命力？我們在演出這部戲時，有對當今社會隱含的矛盾的擔憂，你可以看到，這些隱含的社會矛盾，現在正在洶涌而來，成了社會主流。我們的內心都沒有安全感，都知道有一天可能要出事，可是誰都不敢說。我們這個作品，是在不讓說的時候我們說出來了、喊出來了。

南都周刊：那你覺得是一個特別有社會責任感的人嗎？

陳佩斯：沒有！我首先得對得起自己！沒那么多社會責任感。首先，我對我做的事特感興趣，特喜歡，這是主要的。

南都周刊：那首先還是從藝術的角度來排這戲的？

陳佩斯：對。其次才是我拿什么題材來做這部戲，這才牽涉到一個關注社會的問題。

結構喜劇才是真正的喜劇

南都周刊：你曾經說結構喜劇才是真正的喜劇，為什么這么說？

陳佩斯：6個角色、5條線索，盤根錯節，兩個多小時，全程無尿點，靠的是什么？結構喜劇是按照戲劇本體的要求來創作的喜劇。戲劇的本體應該是行動，通過角色的行動來尋找角色之間的沖突和悖逆，依靠他們的行動線索來構造喜劇，這特別重要。我老拿蓋房子來做比喻，梁和梁之間一個一個承重點，在力學上都要計算好，恰到好處，那樣的戲劇才是真正的戲劇。

南都周刊：你覺得影視和話劇中的喜劇點的設計方式是不是會不太一樣？

陳佩斯：不！都一樣。去年我們拍了一個電視劇《好大一個家》，到了現場，第一件事，我們就找，每個角色的困境在哪里？有了困境，解脫困境就是每個動物的行動方向，不同角色之間互為悖逆的點在哪兒？一找，沖突就來了。找不著，大家使勁在那想，找著為止。這些年我年紀大了，在片場中午會小睡一會，那時候，劉蓓他們不休息的就在琢磨這戲，怎么往下演才有意思，他們想到了會把我叫起來，然后說這樣這樣你看行不行？我一看，合適的就好，不合適的，我就找他們角色之間的悖逆點，怎么掣肘，從結構出發，像捏橡皮泥似的，故事就順暢了，結構的魅力也就在這里。打個未必恰當的比方，你現在憋泡尿，你不得去找個廁所？這是順理成章的事。就這么簡單。所以說，喜劇，得有技術含量，得有理論支撐。

南都周刊：你覺得只有在人物關系的沖突中才能產生喜劇？

陳佩斯：喜劇，和夸張度無關，只和你的行動有關！人物關系可笑，那笑料就不會像硬去胳肢你那么別扭。在電視劇《好大一個家》里，楊立新演數學教師尤曙光，十幾年如一日照顧著昏睡的植物人老婆趙迎春，但是他丈母娘想多要一套房子，所以強迫他和妻子離婚。劉蓓演的單親學生家長李婉華請求尤老師給自己女兒補課，尤曙光忙著上班和照顧岳母、前妻，分身乏術，李婉華以幫忙照顧趙迎春為交換條件，就住到他們家去了。日久生情，可是就在要結婚那一天晚上，昏睡的趙迎春醒了，而她又不知道自己已經和尤曙光離了婚，這一家子就亂了套了。從李婉華的角度來說，她當然不愿意自己丈夫照顧他的前妻，女人本能的醋意一再地刺激著她。你看，都是在人物身份的錯位和誤會之中產生的喜劇。這是喜劇創作的一個基本手法，你看靠笑料堆砌而成的喜劇，很多是因為它的結構不結實，不得不靠外化的東西湊。

南都周刊：這些年，舞臺劇好像已經成為喜劇的天下，是喜劇就有票房，你對這樣的現象怎么看？

陳佩斯：現在只有喜劇有票房，好像最近成了一種共識，所以大家沒笑料也硬湊一點出來，其實大可不必。藝術還是得多樣化。

南都周刊：之前人藝《雷雨》公演，觀眾笑場成為了不大不小的新聞，你覺得這問題出在什么地方？

陳佩斯：我聽說了這事，還是我老朋友楊立新演的嘛，我覺得這事挺正常。確實經典的話劇設公益場是個問題。但年輕人笑有他們的道理，這是肯定的。時代不同了，在那個時代看特讓人傷心的事在現代人看來可能會有點可笑。而且你越標榜自己身份高、偉岸，就越要成為人們嘲笑的對象。所以，我們藝術家還得做好精神準備。精神準備就是，你得知道什么是笑，為什么笑，你再說他該不該笑。誰對誰錯就有一個區分。

這個后那個后，沒意義

南都周刊：要不要考慮受眾？要不要和他們對話？

陳佩斯：我們老是想著怎么和他們對話，為什么老要想怎么對話呢？我覺得還是把這些想法用在自己身上，想想自己的作品，好好把作品做好，做扎實，而不是老考慮“80后”、“90后”，這個后那個后，沒意義。我們過去是考慮什么呢？政府、文化局局長高興不高興，市委書記高興不高興，黨的領導高興不高興，過去所有的作品，來了之后，先看領導的意思，習慣了！習慣看人家的臉色了！看個別人、特殊人的臉色！這種習慣到了今天，就是看“80后”、“90后”的臉色，根是什么？是Money！他們想要賺錢，如果迎合了“80后”、“90后”就能賺錢，那跟風者都想用這樣的方法去賺錢，目的就錯了。都不去考慮自己要的是什么，這就完蛋了，這樣做一定會失敗。我覺得能夠被觀眾接受的、對社會無害有益的作品，我認為就可以呈現在舞臺上，不要考慮那么多。

南都周刊：以前主要都是在北方演，這次到上海，也不會擔心觀眾有南北差異？

陳佩斯：南北差異的話，我想上海觀眾的笑聲可能會提前，以上海觀眾的聰明程度，他們肯定還沒等我們拋包袱呢，他們就已經能猜到笑點了。

南都周刊：這部戲巡演完之后會再排新戲嗎？

陳佩斯：在做，但是要超越自己太難了。有時候就覺得進行不下去，只好停下來換思路。過半個月，再來看。這種事急不得。經常找不著北，找著北了又找不著門，挺痛苦的。真的每到一個新的題材面前，會覺得自己是個特無知的人，特傻X。

南都周刊：近期很多衛視也在做喜劇綜藝類節目，你有沒有接到過邀請？

陳佩斯：收到過，還不止一家電視臺，出的價碼還很高，一出那個數啊，嚇我一大跳。我晃神了好幾天，太誘惑了。可是我去不了，還是都婉拒了，主要還是怕自己說不好，做不好，當不好導師。那是節目，和自己在舞臺上表演是兩碼事，要是說了不該說的話，做了不該做的事，容易被觀眾嘲笑。我都這么大歲數了，還是做我的歲數應該做的事吧。

南都周刊：那有沒有考慮自己的接班人？

陳佩斯：我們已經做了四期的訓練班，我們有一個“喜劇優青年2014培養計劃”，專門針對喜劇人才的挖掘和培養而設立，也結合我們自身的優勢，想為熱愛喜劇的青年人提供實現夢想的平臺。每周末，在北京有兩個小劇場在同時演《托兒》和《陽臺》。

這么多年來，我們一直希望將小劇場的演出變成一種常態，不是誰都能勝任喜劇演員的，做劇場想要賺錢也很難，我們現在做的工作，就是想要給這些培養出來的喜劇演員一個遮風擋雨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