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5月27日傍晚支付寶因“光纖被挖斷”大規模服務中斷之后，攜程網很快陷入“癱瘓”狀態。從陌陌、網易開始，不到20天的時間，接連4家互聯網公司出現了嚴重的安全故障。成因各有特色：例如，由于市政施工，杭州蕭山區某地光纜被挖斷，支付寶一個主要機房受影響，部分用戶約2小時無法使用支付寶，網絡上有阿里巴巴敗給了“藍翔”一說。至于中國最大的在線旅游網站攜程的遭遇，網傳成因版本之一是員工誤刪根目錄導致數據庫被物理刪除，另一版本是離職員工蓄意報復。

不能簡單地說每次互聯網公司的數據安全故障都是單方面的過錯。過去很多年來，電信和移動等有線寬帶的入戶，常常遭遇物業部門的相關阻撓，試圖在其利潤中分一杯羹。如果缺乏強有力的制衡與規范，看似處于低端行業的從業者，完全有可能以某種暴力手段干擾互聯網公司的運作。一些更具高科技手段的利益方，更是盜取或者非法刪除網絡數據。

互聯網公司有義務保障數據安全，有義務承擔第一時間內負責數據恢復和安全重新啟動的責任。攜程數據庫被物理刪除這個傳言證明了網絡數據是需要備份的，而另一個傳言則證明了企業在民主法治大框架下的和諧勞資關系是何等的重要。支付寶的遭遇則在該公司之外。對此有學者指出，“異地多活”系統(不同運營商隨時切換)完全能保障機房業務的盡快回復，此次支付寶恢復工作顯得比較被動。

有從業者指出，“幾個大的互聯網公司，如盛大、1號店，都有做數據管理流程和備份恢復服務，但是因為這些安全業務比較邊緣，在整個公司關注程度很低，并沒有落到實處”。在更加重視商業營銷而不太重視數據安全的機制下，攜程的悲劇就比較容易發生。而全社會范圍內的某些怨恨情緒，在企業內部關系不太協調的情況，就有可能發生技術人員利用自己的崗位之便從事非法操作，威脅數據安全。

與國內不怎么重視數據安全相比，在強大的技術團隊的主導下，歐美互聯網公司能確保數據安全。其操作系統、硬件平臺、文件系統、網絡交互，分工合作井井有條，能夠突破上傳下載、增量、加密、索引、存儲分層、海量小文件、備份和恢復時間窗口、集中管控等綜合技術難點。

馬云2011年即坦言，“支付數據的安全是任何國家不會輕易放棄的，是安全問題而不是民族問題……我理解未來時代是數據的競爭。我們擁有了國家的經濟數據”，“假如我把支付寶今天弄癱瘓了……我不僅僅是公司倒閉而是進監獄”。

我們不期望涉及眾多資金的互聯網支付企業因為數據安全而倒閉，也不愿看到一個優秀的創業者和企業家會因超出其控制力和主導力的綜合性因素而坐牢。因此，除了企業的自身努力之外，國家在法治層面上的保駕護航就顯得特別重要。提及法治，至少涉及立法、司法、行政等方面因素，要讓互聯網數據安全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

美國的互聯網安全立法特別值得借鑒。即便千頭萬緒，美國網絡安全立法邏輯清晰。根據全國人大外事委辦公室戚魯江先生的研究，其主要路徑可簡單歸納為：制定網絡安全國家戰略;明確網絡安全定義，確定保護對象，界定犯罪行為;建立權責統一、層級分明、分工協作的執行體系和應急機制;完善網絡安全的硬件和軟件;加強信息和情報共享;加大研發投入，加強專業人才培養和交流;根據形勢發展推出新的法律、整合修訂舊的法律等(載《中國人大》2013年第16期)。由5月份所發生的幾起互聯網公司的數據安全事故來看，在互聯網安全的國家立法等諸方面，有關部門應該盡快承擔起責任。

總之，中國互聯網數據安全，企業有責，員工有責，政府有責。在互聯網+日益成為創新平臺的時代，全社會應當盡快形成一個以數據安全保障為核心宗旨的分工合作體系。而對政府來說，迫切需要探索以數據安全為目標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